说毛纺初创 | 没有一个厂的拆除，牵动着那么多人的不舍(毛纺厂是干什么的)

文 | 金丽莉

1

在嘉兴，我相信，没有一个厂的拆除，牵动着那么多人的不舍。

前几年，毛纺厂的老职工听说工作一辈子的厂房要拆除，纷纷前往拍照留念。嘉兴毛纺厂是1958年从手工横机“摇毛衫”起家发展起来的。这其中凝聚了许多人的心血，有讲不完的故事。

在当时嘉兴几乎家家都和毛纺沾边，我母亲就是1958年进毛纺厂的，也就是毛纺人说的“五八工”，我从小住在毛纺新村，常常听到有关毛纺的故事，也目睹了毛纺的发展。

因我写的《毛纺大礼堂观影记》在南湖文学公众号上刊发，毛纺老职工周源成在微信里看到了顾惠人的转发，便四处打听，终于通过张铁松找到我。

“我们想写一些关于毛纺厂的回忆文章，想写得更好一点，所以找你，请你帮忙。”

张铁松转告了周源成的话，并约我在2020年7月22日下午到四新春喝茶座谈。

2

第一次与这些年长我20岁左右的毛纺厂“创一代”相聚，一下子感觉到实实在在的“亲”。

听着他们以自身经历说着有关毛纺厂的点点滴滴，我有一瞬间是恍惚的：毛纺厂房和毛纺新村以及当年的欢声笑语仿佛在眼前又一一重现。面对正在拆除的厂房，范家驹脸部表情复杂，体会到范老对毛纺厂至纯至深的感情。

范家驹1964年进厂，曾任毛纺总厂副厂长、羊毛衫厂党总支书记、厂长，主要从事工厂基本建设等工作，进入厂部后主要分管基建和技改，对毛纺的一砖一木和设备了如指掌。

“1958年建厂初期，毛纺厂即定位在全国同行业第一。

现在回过头来看，无论在产品、文体、教育等各方面，毛纺，当得上这个定位。可以说，毛纺厂孕育了整个嘉兴市乃至浙江省毛纺行业的兴盛，辐射了濮院、洪合两大羊毛衫市场-这一嘉兴特色块状经济的发展。”

87岁高龄的金志江言语里充满了自豪。金志江1961年进厂，曾在“毛纺知青办”、厂工会工作，曾任工大副校长。

出生于60年代初的我，对毛纺厂的印象，始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。那个时期，最吸引我们的，是毛纺厂活跃的文体活动。从排演样板戏《智取威虎山》到《狮子舞》、《小刀会》，从篮球队、乒乓球队到游泳队，从毛纺托儿所、业余夜校、毛纺技校到毛纺工大·····

当我听着这些毛纺“创一代”的回忆，看着一张张熟悉又陌生的老照片，想着当年那些为毛纺厂创建而流过血、流过泪、流过汗的毛纺工人，突然眼前展现出一幅幅属于毛纺厂的“芳华”：仿佛看到在丽水龙泉一带的山上“创一代”们押汗扛木头的身影；仿佛看到在石棉瓦和毛竹搭建的教室里毛纺工大生认真学习的身影；仿佛看到在烈日酷暑下的“双抢”下乡演出的文艺骨干身在嘉兴的五大厂中，唯有毛纺厂属于无“家底”的。

1958年，几乎是在一片空白的荒地上“白手起家”开始建厂。经过几代毛纺职工们的辛勤劳动，使毛纺厂从无到有，从有到优，逐渐壮大。正是基于这一艰苦的奋斗过程，使毛纺人拥有了独特气质，也以此传承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毛纺人。

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毛纺人说的初创故事吧-

3

1958年的嘉兴毛纺厂地块，还是一片桑园地和坟地。毛纺新村旧址上只有县委大礼堂和几幢平房。后来造厂房和家属宿舍（毛纺新村）的时候，一铁锹挖下去，往往会挖出“骨殖甏”。就是在这样的地块上，毛纺人硬是靠一双手起家，从一无人才、二无厂房、三无设备的“三无”，到“三有”再到“三优”，毛纺人走过了一条难忘的奋斗之路。

筹建初期，毛纺人才大致由以下几方面组成：

一是从绢纺厂抽调过来，林钧堂任厂长，李玉英任生产计划副厂长，还有陈祖、庞仁达、栾文、陈杏宝、汪湛恩、李良根、徐百川、王咏海等，基本上配齐了班子；

二是浙江省轻工业厅等机关下放的一批干部，如朱欣霁、章凎泉等10余人；

三是华纺的人才，如黄永炜、戴应如、吴伯权、池世法、郭予刚等5人；

四是宁波棉纺厂的技工如郑新根、丁世璜、吕增鸿、吕增法、李翊柱、周泮芹等10人；还有上海请来的老技术人员吴芝琦、邵裕源等；部队退伍军人大约10多人。

至1958年11月止，厂职工达926名。

望着拆除厂房后的废墟，85岁高龄的魏民治想起了当年为了建厂房去山里扛木头的往事。1958年7月，得知建厂房的木材在山中运不出来，建厂房陷入困境，魏民治自告奋勇带队去山中运木材。

说起这一山中扛木头的往事，已经满头银发的魏民治，眼中闪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奋与自豪感。1958年进厂前曾在陆军某部服役3年的魏老，挺直的身板仍显示出老兵的模样，让人感受到更多的是“创一代”毛纺人身上特有的智慧、坚毅、质朴、敬业的精神风貌。

魏老竟能在电脑上撰写了近5000字的《上山扛木头》一文，详细回忆了当年上山扛木头的情形。木材有了着落，于是，嘉建公司同意在木材运抵嘉兴之前先垫付木材建造五跨厂房。此后，先后建起了木结构的厂房一万余平方米及其辅房，如仓库、食堂、机修间等。

据朱欣霁回忆，厂房建好后，先把已有的设备安装进去，厂的雏型开始形成。针织车间从原来的“大礼堂”搬入新厂房，其他设备也开始置办。当时毛纺设备既没有定型更无生产。因此，只能定制购买和各处找寻调拨废旧设备。为了能及时了解国内情况和继续争取配套设备，厂里派三人分驻三地，朱欣霁在北京跑纺织部、徐筱君在上海、魏民治在杭州。

对于当年争取设备的种种辛苦过程，现已87岁高龄的朱老记忆犹新，专门手写了14页的《我在毛纺厂的二十八年》手稿。特别是讲到1963年春节，因“项目没有到手，回去无法交待”而留在北京过年时，朱老的脸上透出一股责任和坚毅。

说起毛纺设备中的梳毛机的来历，应秀菊回忆道：

1958年3月11日，郑新根、丁世璜、吕增鸿等10人作为宁波棉纺厂的技术力量，派来增援筹建嘉兴毛纺厂，加入筹建队伍。初到嘉兴，借住在绢纺厂仓库楼上。厂区和毛纺新村的地块，当时还是桑园地和坟地。

为了建厂房，桑园地上的几千株桑树需要迁移，他们用“贴白纸”的方式进行清点：每人发白纸，在桑树上贴上，最后根据“贴白纸”的数量来统计桑树数。

85岁的应秀菊说起这些初创时的情景，竟然毫无愁苦，岁月的风霜也未在老人脸上留下丝毫沧桑。应秀菊是1959年随丈夫郑新根到嘉兴毛纺厂的，在粗纺车间保全间做皮板皮带丝工作，一直做到退休。

“当初绢纺厂的林钧堂任毛纺厂厂长，负责筹建工作。林厂长发现上海棉纺厂有3台报废的棉纺机，立即电报叫郑新根去上海看看是否可用？郑新根赶到上海，仔细看了后认为可用。车子运回嘉兴后，厂里立即发动县委下派的干部进行拆洗。面对一堆已拆成零件的3台棉纺机，郑新根经过一段时间的钻研，反复试验终于把3台棉纺机改成2台梳毛机。”

毛纺设备陆续到1961年前后配全：从上海买了2台旧走锭纺纱机，织机是买零件自制的铁木宽幅毛织机，染色是用木桶加木棒手工操作的，烘干程序因为没有烘房，就只能将呢匹挂在冬青树上晒干。

至此，毛纺厂开始有了自己的毛纺织机械，成功生产出产品，并于当年的国庆前向县委报喜，作为向国庆献礼的产品。这，也使嘉兴毛纺厂在1963年被省轻工业厅列入重点扶植企业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厂领导班子学习会。 左起：张文若、满承恩、王怀珍、孙玉英、王德本。

4

我的母亲也是1958年进厂的第一批摇横机的工人，并一直做到退休。

从我记事起，母亲上日班，早上四五点钟就要出发；上中班，要凌晨三四点才回家。我每次去针织车间的时候，这些女工都在埋头工作。我发现她们都记忆力惊人，几转罗纹、几转领口、收放几针，她们都不用看横机上挂着的“工艺单”。

印象比较深的是，摇开衫门襟时，都是手拉机头、踮起脚飞快来回拉，而不用半自动的机械臂带。

据说，机械臂转距太长太慢每年寒暑假，我与邻居小孩们都会趁给父母送饭的机会去厂里。夏天的车间里，间隔三、四排横机放着一块巨大的冰块，每台横机边铁杆上扎着硬板纸，随着机器转动，硬板纸也转成了“扇子”，吹起丝丝凉意。冬天车间里的暖气片上和夏天的大冰块边上，总是放着一排排铝饭盒、搪瓷杯子，里面是女工们从家里带来的饭菜。

当初我很疑惑：厂里明明有食堂的，为什么还自己带饭菜？母亲说，她们为了省钱更为了省时间。因为食堂来回走一趟的时间，还可以多摇几片“片子”（毛衫衣片）。那时候，母亲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，常常对我讲，以前的横机是手工摇的，一天班上下来，浑身上下的骨头都痛得好象散了架，而且，为了少上厕所，上班的时候还不敢喝开水。

现在是半自动了，轻松多了。我深知，母亲只是那批摇横机的“五八工”之一，也是那个年代千千万万个普通工人之一。

比如，我曾跟着邻居唐阿萍去织造车间，看到她母亲朱爱凤和挡车工们在震耳欲聋的织机前后飞快小跑着，眼睛盯着密密麻麻的纱线，讲话都是嘴贴着耳朵喊的；我曾跟着邻居陈玉珍去拣毛间，看到她母亲与一批女工站在高高的木条架上“拣毛”，带着羊粪的原毛在手中飞快转动，一瞬间，迅速扔进边上一个大麻袋中。

印象深刻的是：拣毛间很臭，织造车间声音很响，但女工们从不叫苦叫累。她们，用自己的勤劳，使小家庭有了一份收入，还为企业、为国家创造了财富。

1977年 针织车间先进集体合影

正是因为有了无数个默默无闻地在平凡岗位上辛勤工作的毛纺人，才有了毛纺厂的发展壮大。

--END

标签：|  说毛纺初创  没有一个厂的拆除，牵动着那么多人的不舍(毛纺厂是干什么的)